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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名人|乒乓名将李富荣:我就是“不服输”(上)

李富荣,1942年出生。乒乓球运动健将,直拍左推右攻打法。上海体育宫业余体校学员,1958年入选中国青年队,1960年进入国家队。第26、27、28、31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主力队员。1974年起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。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教练员。1994年被评为“建国45周年体坛45英杰”。八次获得国家运动荣誉奖章和中国乒乓球运动最高荣誉奖。第五、六届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、中国奥委会副主席、亚乒联主席。现任亚乒联终身名誉主席。

上海新闸路靠近泰兴路的三育小学,是我学打乒乓球的母校。在我的记忆中,学校里至少有三四张乒乓球台。黄志钧老师是上海小有名气的乒乓球好手,在他的带动下,三育小学的乒乓球活动开展得不错。

我家隔壁有一家奎记印刷厂,里面有两张球台,工人们休息时都在那里打。我也很想打,但家里条件不好,没钱买球拍。那时我哥哥在一家玻璃厂当工人,一个礼拜回来一两次,给我五毛零用钱,我攒了一个月,用一块八毛钱买了块海绵球板。尽管质量很差,但我还是如获至宝,为此我还找了块布,缝了个拍套。后来我就拿着这块拍子到处打球,一直打到小学毕业。

小学毕业后,我考入同济大学旁边的56中学。体育老师原是撑杆跳运动员,故田径运动开展得比较好。乒乓球则不行,基本没什么人打。所以入校学习了一个学期,我便转学到了地处共和新路的市十三初级中学。这所学校乒乓球活动开展得很好,而且离家很近。每天中午我都会打乒乓球,随着时间的推移,水平也有不少提高。

有一次,上海市乒乓球女子第三名张逸倩来印刷厂打球,厂里叫我去和她比试,不料我赢了。十三中的体育老师陆耀看我打球有些天分,就通知我去报考上海市业余体校乒乓班,我就被录取了。

初进体校,我的水平属中等。教练有陆汉俊、李宗沛、戴龙珠等。训练地点在市体育宫,一周三次,周日是全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我的水平显著提高。1957年,上海举行青少年乒乓球比赛,我拿了冠军。

同年,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要组建乒乓球队,杨开运教练来业余体校选人。他看我打得不错,跟我试打了几下,就同意招我了,我正式进入了专业队。市乒乓球队的驻地在风雨操场,我每天坐车去体育宫训练。半年以后,我和杨瑞华、徐寅生一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乒乓球比赛,我赢了当时国家队的主力王传耀,还赢了北京队的庄则栋,上海队获得了全国冠军。

1958年,国家队傅其芳教练到上海选人,要组建国家队和国家青年队。他先看训练,然后又和我们每人打了一局,前面几个人输了后没吭声就下去了,轮到我输了却怎么也不肯下来,直嚷嚷要再打一局。虽然我憋着劲猛攻,但这局还是输了。也许是不服输的性格使然,我仍缠着傅其芳再打一局,结果这一局居然赢了。傅其芳当场问我:“愿不愿意去北京?”年底,我便和徐寅生一同坐火车到了北京。徐寅生长我四岁,球技又好,是国家队成员,我则进了国家青年队。后来,我才知道傅其芳是故意输的。傅其芳对我说:“不输你一局,我下不了台啊!”

竞技体育想要进步,后备力量很重要。学校体育不开展,就没有基础;业余体校弱化了,人才就难以出头。所以,只有踏踏实实地把这两层抓好抓实,后备力量才能源源不断。

我在国家青年队的第一任教练是岑淮光,梁焯辉教练也时不时来指点。我们住在工人体育场的看台周围,我有幸和容国团同一宿舍。容国团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先锋,他为中国运动员夺取世界冠军打开了大门。我很羡慕容国团,很愿意跟他凑在一起。容国团喜欢跳舞,我不会跳,主要看他跳;他还很喜欢看电影,有时没票也要去等退票。人家一看是容国团,就主动送票给他。

1959年10月,我随中国青年队先后访问匈牙利、南斯拉夫、英国、瑞典等国家,并参加第五届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比赛。开始人家看不起我们,说容国团、王传耀怎么没来?后来一交手,才感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不是好对付的。记得在与南斯拉夫老将哈林克索对阵时,技术上我处于下风,上来就0∶2落后,但我凭着股韧劲连扳三局赢了回来,全场观众站起来为我鼓掌。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与外国选手交手,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而后,我们又在英国兜了一圈,他们的整体实力敌不过我们,当地的报刊报道说“中国乒乓小将横扫英伦三岛”。参加瑞典斯堪的纳维亚比赛,我和庄则栋拿了个双打冠军。

从欧洲回来以后,国家队和青年队合并,于1960年12月组成国家集训队(即中国乒乓球队队史上著名的“108将”),为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锦标赛做准备。首要任务是对付日本发明的弧圈球,我们的科研所得到了情报,并转告我们说这是日本的“秘密武器”。恰好日本队在香港比赛,我们派了广东运动员庄家富去香港打探。庄家富基本看懂了日本弧圈球的路数,回来以后做了介绍。为此,荣高棠主任主持召开了一次形势分析会,他提出对付弧圈球要“战略上藐视,战术上重视”。教练组针对性地制定了训练计划。队里的薛伟初、胡炳权改打弧圈球,起先还没有前冲弧圈,就是高吊,所以要强烈摩擦球,拉起来是很累的。主力队员通过他们的陪练,掌握了击球的时间与拍形把握的关系,因而在26届比赛中没受什么影响。日本队教练老长谷川就说:“26届中国队还不会成为我们的对手,若干年以后才可以。”

20世纪60年代初,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,但却保证了乒乓队的基本需求,如鸡蛋、白面、罐头肉等。大家知道机会来之不易,训练的刻苦性与自觉性就不用说了。除了正常训练外,我们周日还补课,有时管理人员把门锁了,我和庄则栋就从窗子里跳进去。

当时,贺老总强调,集训队要加强领导。荣高棠就在国家体委内选调干部,组成蹲点小组。他担任组长,组员有竞赛司司长李梦华、球类司司长张之槐、群众体育司司长、乒协主席陈先,还有不少体委的处级干部和善于总结的笔杆子。他们与大家同吃同住,总结经验,不仅帮助解决思想教育、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,对技术也是严格要求。我的技术特点是近台快攻,但遇到把握不太大的球就喜欢后退。荣高棠发现后就跟我说:“你一定要坚持近台快攻的风格,不能对方一凶你就退,风格不能都丢啊!”他要求训练中一切“从实战出发,从难、从严,加上大运动量”,这就是那时所有运动队奉行的一个原则——“三从一大”。

男队教练是傅其芳,他提出中国队的技术风格是“快准狠变”。在训练中,傅其芳管容国团、徐寅生、庄则栋、王传耀和我等几个攻球手;梁友能辅佐傅其芳分管张燮林、王志良等削球手。当时团体比赛规则是三对三,九盘五胜制,傅其芳在排兵布阵上很有办法,能有效地抓对方的软肋。做场外教练时,他对场上出现的问题看得比较准,能简单扼要提醒,并告知应对的办法。

26届世乒赛的动员报告是陈毅来做的。那天听完报告后,我骑车去医院看病,可能还沉浸在听报告的激动中,不慎把一位老大爷给撞了。有路人认出了我,随口说了句:“李富荣,你打球快,骑车也快啊!”好在老大爷没什么事,我道了歉后就继续赶路了。

当时我19岁,经过“108将”的集训,进入五人主力名单,心中自然高兴,但也知道团体上场的可能性不太大。因为技术方面,我不如徐寅生成熟;风格方面,也没有庄则栋犀利的杀伤力。当我们拿到团体冠军后,场上一万五千多观众呼地站了起来。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大赛上夺冠,多么鼓舞人心啊!当然高兴之余,我还是觉得自己没能上场有些遗憾,并深感自己还需加倍努力。世乒赛结束后,日本队继续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两场中日对抗团体赛,我打了五场均获胜利,赢了荻村、木村、星野等日本主力。

单打比赛的第二轮,我碰到日本队的削球老将涩谷,开打即0∶2落后。于是,我就改变战术死缠活缠地跟他泡,连扳三局。殊不知,这场球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!在中国队,一个运动员,若输一两场关键球,教练就可能把你往后放了,因为能上的运动员很多。

最后,我与庄则栋进行冠亚军决赛。当时,报纸上称“南北两虎将”。当时庄则栋蝉联三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,我是这三届的亚军。所以人们提起庄的冠军,总不免要讲到我的“让”。其实,领导的大局考虑是:容国团拿了世界冠军后,技术有所下滑,年龄也稍大了,26届单打又输给巴西小将考斯特。所以,此时要有一个运动员能在这个领域,较长时间地将冠军持续保持下去,就选中了庄则栋。那时欧洲弧圈球技术还没露头,庄则栋的近台两面攻打法比较先进,而且他年轻,刻苦,能拼,意志顽强。

其实,我让给庄则栋三次,湖北的胡道本也让给我三次。“文革”以后,湖北体委派人来核实这件事,我如实作答。中国乒乓球队是一个集体,我们个人的成绩都离不开队友的帮助。我们那时所受的教育,就是集体荣誉至上,对个人的利益看得很淡。

1962年,中日球队进行互访。男队由全日本男子单打前三甲的木村、三木和松原组成,实力非常强。当时在上海江湾体育馆打了两场友谊比赛,我和徐寅生、杨瑞华代表上海队出战。我第一场对三木输了,三木还胜了老徐。虽然最后中国以5∶2获得团体赛冠军,但三木一人独得了两分。回访日本时共打了五场比赛,重要的是在东京打的第二场,日队上场的荻村、木村和三木,实际上就是27届世乒赛决赛的阵容。比赛中我先负荻村,后胜木村,当场上比分打成4∶4时,决胜局我又对上了三木,但还是0∶2输了,结果日本队以5∶4险胜中国队。

因为与日本打得不太理想,影响了我27届的上场。27届半决赛对西德队,我赢了主力绍勒尔拿了两分,以至团体决赛前,我保持不败,竞技状态不错。但在对日本队的决赛时还是没派我上,傅其芳觉得老徐整体上比我全面。同时,张燮林作为“秘密武器”,对付日本选手有很大的优势,他在团体赛中击败三木,两局分别为21∶9、21∶8。这样,我很遗憾地又等了两年。

28届时,我的技术趋于全面、稳定。以前我正手强,反手弱,通过前两届的大赛,反手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,自觉没什么可让对方轻易突破的漏洞。傅其芳和教练组也认为我成熟了。同时,傅又征求了老徐的意见,决定派我打2、6、9场次。

别看是第三主力的位置,实际上最难打。上来就与客队的第一主力对战,若是输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下面的比赛,万一两队打成了4∶4,最后要打决胜盘。我的对手是木村,没想到第一局还线。后来我铆着劲一分分地追,连扳6分,以22∶20拿下这一局,并最终以2∶1赢了木村。第六盘,我以两个21∶18赢了小中健,使我队在总分上4∶2领先。俗语说“两强相争勇者胜”,关键时刻比的就是意志,甚至意志品质比技术更重要,这与我生来不服输的特点有很大关系。

单打决赛在我和庄则栋之间进行。领导要求打成3∶2,我说:“算了吧,还是3∶1稳妥些,前两届不都是3∶1嘛,不要搞得太悬。”但领导不同意,结果打到第五局,我10∶5领先交换场地。人家打球往前面跑,我是发一个球就往后退,接着放高球,打回头,老徐在后面看得都笑了。

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26届至28届世乒赛战绩卓著,三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第一次是在,记得我与毛主席握手时,还没握上相机就拍了。那次是容国团等为主席打表演,我帮着捡球。第二次是我和庄则栋上场表演,主席、、周恩来等领导都在。我想:毛主席日理万机,真是太劳累了,一定要好好打,让毛主席高兴地看球。谁知我太想打好了,一丢球就急得要命。这样,反而打得磕磕绊绊,很不顺手。第三次在北戴河,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,这次庄则栋和张燮林是攻守组合。我和周兰荪是快攻组合,我总结了上次的教训,打了场好球才算如愿以偿。

对我来说,29届、30届世乒赛是非常关键的两届,因为我的技术、能力和经验正处于稳定的高峰期,可惜“”来了,一晃四年的青春年华就逝去了。到了31届时,我已经29岁,各方面的条件都退化了,一条腿在拉练行军时受了伤。但当时全国人民都在“闹革命”,世界冠军又算得了什么!

在造反派眼里,乒乓队属于“铁杆劳保”。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,北京体院的批斗荣高棠主任,我们正在食堂,听说荣主任在主席台上站着,到中午12点还吃不上饭。于是我和周兰荪、郭仲恭等几个一合计,就端着一锅饺子进入了会场,径直走上主席台送饺子,结果被拦了下来,这就成了著名的“送饺子”事件。那年12月中旬,将在印尼召开新兴运动力量运动会,原定荣高棠是团长,后来又不让去了。于是,我们乒乓队就到国务院去请愿,为此事还挨了总理的批评。总理是最关心乒乓队的,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顾不过来了。

直至给荣高棠定了性,我们几个送饺子的也被拉上去批斗。我那时年少气盛,因而成了重点对象。记得有一次验血后,我转氨酶的个别指标偏高,于是就请队医关俨诊疗,关医生给我开了全休单。造反派看后不相信,认为我是伪造的,为此还专门到关医生那里去核实。

乒乓队的“保皇”本是铁板一块,但随着荣高棠问题的升级,庄则栋在体委大楼贴出“我要造反了”的大字报后,乒乓队逐渐开始分化,分成了造反大队与思想兵团两派。除容国团等一些人外,大家则按自己的看法或者认识选边站,我和老徐参加了“兵团”。既然是两派,双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,当然也没有像外单位发展到冲突的地步。1967年,毛主席有了“大联合”的最高指示,乒乓队又联合起来下基层为工农兵打比赛表演。

1968年的4月至6月,傅其芳、姜永宁和容国团三人因受到迫害,永远离开了一生所钟爱的乒乓球事业。我虽不在现场,但消息传来,却是无比的震惊难过。

1967年底,周总理有意让中国队参加第30届世锦赛,要求体委进行讨论。讨论会上,容国团发言说:“我们应该立即组织队伍,参加世乒赛,为祖国争取荣誉。”但造反派坚决反对,宣称“革命运动大于一切”,想参加比赛无非是为了个人名利,并贴出大字报,攻击容国团等人是修正主义黑干将。容国团不服,执意给中央写信,邱钟惠、郗恩庭、张燮林和我等都签名支持,积极要求参加30届世乒赛。1968年5月下旬,寄出的信被退了回来,“”小组还派人调查写信人的“幕后黑手”。容国团在造反派轮番审讯下,说出了我们几人的名字。虽然被释放了,但他想不通这番为国争光的苦心,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责难,最后选择了自杀。在遗书中,容国团写道:“我爱面子甚于生命!”其实指的就是人格与尊严。

1985年,由中国乒协牵头,设立“三英杯”乒乓球邀请赛,每年分别在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香港(后加入澳门、宁波)等六地轮流举办,不仅是为纪念容国团、傅其芳、姜永宁三位英杰,更要我们牢记历史,教育后人,不要让悲剧重演。

2009年4月5日,李富荣(后排中)在珠海市体育中心容国团塑像揭幕仪式上

1968年5月后,国家体委实行军管。就此,国家队进行了整顿,人事供给关系不在体委、户口不在北京的一律回原单位,例如姚振绪就回到了上海。所有运动队都改为部队连、排编制,乒乓队编为一个排。此时“三忠于”活动搞得很热闹,早请示、晚汇报,学跳“忠字舞”,大唱“语录歌”。时常有最新指示下来,于是大家就排着队,敲锣打鼓喊口号,从训练局出发到人民广场兜上一圈。之后又搞野营拉练,组织到农场劳动,有时还组织我们下基层做乒乓表演。

到了1970年,球队逐步开始恢复训练,对外交流也开始了。6月,以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五十寿辰庆祝活动为契机,中国乒乓球队前去访问表演。这也是“”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出访。7月,在董老和总理等领导的陪同下,我们在首都体育馆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进行体操、乒乓球、篮球、排球四个项目的体育表演,男子单打仍然是庄则栋与张燮林一攻一守,我与周兰荪对攻。体育表演结束后,领导和外宾与我们合影,西哈努克亲王还赠送了银杯。

这一时期,社会主义国家球队的来访比赛也多了。8月,朝鲜乒乓球队来访;11月,越南乒乓球队来访;12月,罗马尼亚乒乓球队来访等。除了在北京的比赛外,来访球队又到外地继续进行访问比赛,如朝鲜队去了上海,此时国家队就安排上海籍队员余长春、于贻泽回上海参赛,加上先前返籍的姚振绪,实力应该是可以的。结果却以4∶5输了,这说明咱们断了训练,人家没断,水平下降是必然的。

11月,我们启程欧洲巡回赛,访问了罗马尼亚、瑞典、丹麦、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五国。男队教练徐寅生,女队教练王志良,男队队员有庄则栋、张燮林、周兰荪、李景光、郗恩庭、余长春、王文华和我;女队队员则是林慧卿、郑敏之、李莉、梁丽珍、李赫男、郑怀颖、张立。因为是“”以来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,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。

结果在第十三届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上,我们男队丢掉了份量最重的男团和男单打冠军。团体八进四时,我们就险负名不见经传的英国队。半决赛时我们输给了匈牙利队,决赛盘是我对克兰帕尔,他的弧圈冲劲十足,我的发球抢攻又没奏效,没能担负起挽回战局的重任。随后的单打比赛中,我们七位男选手在半决赛前,均先后负于欧洲选手,包括进入前八名的庄则栋、周兰荪分别以2∶3、1∶3负于瑞典的本格森和匈牙利的约尼尔。欧洲媒体评论说:“四年没有参加国际比赛,中国乒乓球队的技术已大大落后了。”

这次的输球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弧圈球的发展水平。好在队里早有准备,带去了录像机,回来后反复观看克兰帕尔、约尼尔、斯蒂潘契奇等欧洲运动员的技术特点,并针对性地确定训练方案。徐寅生认为,离31届世乒赛还有短短三个月时间,要想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已不现实。建议是直拍正胶加一板小弧圈,以旋转为快攻创造条件,这就是老徐所说的在中国乒乓球“快、准、狠、变”后加个“转”字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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